职务犯罪案件辩护面临的几个难题

杨矿生

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、主任

杨矿生，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、主任，长期专注于职务犯罪辩护。他在论坛中系统梳理了当前职务犯罪实体辩护中常见的五大难题，并结合案例提出了应对思路。

一、索贿与一般受贿的界限

杨矿生指出，索贿的认定不仅在于是否由被告人主动提出，更在于是否对行贿人形成心理强制。他举例说，在一起银行行长受贿案中，行长虽主动提出借款购房，但行贿人此前已多次表示“愿为领导效劳”，且未表现出被迫情绪。杨矿生团队提出，该行为不具备索贿的“强迫性”，终法院采纳了这一意见。

二、收受礼金：人情往来还是权钱交易？

杨矿生强调，区分人情往来与受贿，关键在于双方是否有真实交往和互赠行为。在一起政协主席案件中，其与邻居兼下属长达十余年间互有送礼，金额虽有差异但属合理范围。检察机关指控其受贿，但杨矿生团队提供了双方互赠的证据，终法院认定该部分属人情往来。

三、借款入股是否构成受贿？

在一起县长弟弟借款入股酒店的案件中，县长本人并未参与借款，也无证据证明其知情或利用职权。杨矿生团队提出，借款行为发生于亲属之间，且未与县长职务行为挂钩，不应认定为受贿。法院终采纳该意见，未认定县长构成犯罪。

四、借款买房后的还款意愿与受贿故意

杨矿生分享了一起借款购房案件：当事人数年后表示还款，但对方以“人情”为由拒收。检察机关主张其构成受贿，并要求追缴房屋增值部分。杨矿生认为，受贿故意产生于对方拒收之时，此前属民事借贷关系，增值部分不应计入犯罪数额。该案仍在审理中，但其观点已引发讨论。

五、贪污股份的价值认定：行为时还是案发时？

该问题涉及一起科研所人员贪污股份案件：当事人初套取60万元，但十余年后股份价值飙升至数亿元。检察机关主张按现价值认定贪污数额，杨矿生则认为应以行为时价值认定。他指出，若按现价值认定，将导致量刑畸重，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。目前该问题尚无统一标准，亟待司法解释明确。

杨矿生总结道，职务犯罪辩护正变得越来越精细化、专业化。律师不仅要有扎实的法律功底，更要具备跨领域的知识结构和逻辑思辨能力。他呼吁同行在实体辩护中“回归常识、尊重逻辑、关注细节”，在每一个环节中寻找突破，实现有效辩护。